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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 ，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 南陔 、 白華 、華黍、由康、崇伍、 由儀 ），周初至週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採集、 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 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詩經在內容上分為《 風 》、《 雅 》、《 頌 》三個部分。 《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 小雅 》和《 大雅 》；《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 週頌 》、《 魯頌 》和《 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 無邪 ”，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

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 、 荀子 、 墨子 、 莊子 、 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 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於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說，《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最晚的作品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600年。

古人關於《詩經》的收集和編選，共計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刪詩」、「獻詩說」三種說法：

王官采詩說：《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漢書·食貨志》中記載，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忙時到全國各地採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匯集整理後給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劉歆《與揚雄書》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孔子刪詩說：見於《史記》，據說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整理出了共計三百零五篇的《詩》，宋代朱熹也基本肯定此說法。唐代孔穎達、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和方玉潤等皆懷疑此說。《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整理音樂的過程。無論如何，孔子以詩經為課本(五經之一)，對詩經重要性的肯定無庸置疑。

獻詩說：見於《國語_(書)》，傳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按地區劃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檜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豳風」、「陳風」和「曹風」，共160篇，又被稱為「十五國風」。《國風》被普遍視為《詩經》中的文學精華部分，後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並稱為「風騷」。從風格上講，《國風》帶有濃烈的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講，《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少數是個別貴族外，大多是民間歌手。

對於《雅》的認識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把這種音樂看作「正聲」，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樂的區別。也有人說「雅」與「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稱呼。還有觀點認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為宴請賓客之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有讚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讚美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也可以專指宗廟祭祀用詩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其中《周頌》31篇，一般認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時的作品、多作於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篇，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賦」是指「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比」是指「託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可惡的老鼠的譬喻統治者的貪婪。「興」是指「託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聯想到新娘出嫁時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余培林先生《詩經正詁》： 比：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與此物能分離為二。 興：則為將客觀之事物(彼物)與主觀之情意(此物)融為一體。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體喻形體（象樹一樣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紅），光澤喻光澤（如玉潤），聲音喻聲音（似鳥叫），氣味喻氣味（同尿臊），動作喻動作（如兔快），感覺喻感覺（似狼殘），景況喻景況（時尚如潮水）。

《邶風•簡兮》：「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以形態比形態；

《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以某種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風•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覺喻感覺；

「興」，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文心雕龍》：「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杜甫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號少陵野老，一號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現實主義詩人，其著作以弘大的社會寫實著稱。杜甫家族出於京兆杜氏的分支，唐朝時京兆杜氏都多自稱為杜陵人，所以杜甫晚號杜陵。因其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又稱杜少陵、杜草堂（曾隱居於成都杜甫草堂）。

杜甫與李白並稱「李杜」，為了與晚唐的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又稱作「大李杜」，明清以後也常被尊稱為「老杜」。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在身後，杜甫的作品最終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日本近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以風格渾樸沉鬱著稱。相對李白疏朗灑脫的「詩仙」，杜甫被後人奉為「詩聖」。他的詩也因其社會時代意義被譽為「詩史」。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著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願做自我犧牲。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取材方面，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於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飢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創造出深刻動人之意境。

思想方面，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聖」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並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

手法方面，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於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於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

語言方面，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準確並時有創新，善於運用民間口語和方言俚諺入詩。形象生動，多姿多采。

體裁方面，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於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

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鍊，為歷代典範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於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

風格方面，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氣魄闊大雄偉，詩歌意象鮮明強烈。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鬱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

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成都杜甫草堂內景

杜甫的詩歌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

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唐末王叔文當永貞革新垂敗時，反覆吟誦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抒悲憤。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胡應麟在《詩藪》中說：「唯工部諸作，氣象巍峨，規模巨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鍊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証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另一說是，杜甫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

張元幹

張元幹（1091年—約1161年），字仲宗，號蘆川居士、真隱山人，晚年自稱蘆川老隱。 蘆川永福人（今福建永泰 嵩口鎮 月洲村人）。 歷任太學上舍生、陳留縣丞。金兵圍汴，秦檜當國時，入李綱麾下，堅決抗金，力諫死守。 曾賦《 賀新郎 》詞贈李綱，後秦檜聞此事，以他事追赴大理寺除名削籍。元幹爾後漫游江浙等地，客死他鄉，卒年約七十，歸葬閩之螺山。張元幹與張孝祥一起號稱南宋初期“詞壇雙璧。

張元幹詞集為《蘆川詞》，存詞一百八十多首。其詞的數量以婉麗之作居多，言之有物，在北宋末年即以詞著稱於時，存詞一百八十餘首，早年詞肩隨秦觀、周邦彥，詞風清麗，南渡後一變而為慷慨悲涼。此等水平足以證明宋代豪放志士之詞已進入成熟的意境。張元幹性情開朗，雖屢遭挫折，不曾灰心，也沒有衰邁之態。他的詞在北宋末已很有名，風格略近於周邦彥。南渡以後，則多激昂慷慨之作。張元幹可算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一位承前啓後的重要詞人，他繼承了蘇軾開創的豪放派的詞風，又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使詞的內容更緊密地與現實鬥爭結合起來，對宋辛棄疾等很多優秀詞人都 起了重要的影響。

張養浩

張養浩（1270年—1329年），漢族，字希孟，號雲莊，又稱齊東野人，濟南（今山東省濟南市）人，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詩、文兼擅，而以散曲著稱。與張可久合為「二張」。其散曲多寫棄官後的田園隱居生活，有的流露出對官場的不滿。 生於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卒於元文宗天歷二年（公元1329年）。

一生經歷了世祖、成宗、武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數朝。 少有才學，被薦為東平學正。 歷仕禮部、御史台掾屬、太子文學、監察御史、官翰林侍讀、右司都事、禮部侍郎、禮部尚書、中書省參知政事等。後辭官歸隱，朝廷七聘不出。 天歷二年（1329年），關中大旱，出任陝西行台中丞。 是年，積勞成疾，逝世於任上。

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年），追贈張養浩攄誠宣惠功臣、 榮祿大夫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濱國公，諡禮部侍郎、禮部尚書、中書省參知政事。尊稱為張文忠公。

張養浩是元代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其個人品行、政事文章皆為當代及後世稱揚，是元代名臣之一。 與清河元明善 ，汶上曹元用並稱為“三俊”。 代表作品有《三事忠告》，散曲《 山坡羊·潼關懷古 》等

蘇軾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時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醫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鐵冠道人。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南宋理學方熾時，加賜諡號文忠，複追贈太師。有《東坡先生大全集》及《東坡樂府》詞集傳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編有《蘇文忠公全集》。

其散文、詩、詞、賦均有成就，且善書法和繪畫，是文學藝術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認韻文散文造詣皆比較傑出的大家。蘇軾的散文為唐宋四家（韓柳歐蘇）之末，與唐代的古文運動發起者韓愈並稱為「韓潮蘇海」，也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更與父親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蘇軾之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又與陸游並稱「蘇陸」；其詞「以詩入詞」，首開詞壇「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來綺靡的西崑體餘風。後世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惟蘇軾故作豪放，其實清朗；其賦亦頗有名氣，最知名者為貶謫期間借題發揮寫的前後《赤壁賦》。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現其文命題之考試，故當時學者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嚼菜羹」。藝術方面，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北宋四大書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並在題畫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政治上，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雖贊同政治應該改革，但反對王安石任用的後任呂惠卿及一些「拗」的政策，招來新黨爪牙李定橫加陷害；後來又因反對「盡廢新法」受到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斥退，終生當不了宰相。在新舊黨爭中兩邊不討好導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雲戲稱為「一肚皮不合時宜」。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書；宋哲宗紹聖復述又加貶謫至儋州（海南島）；徽宗即位，遇赦北歸時病卒於常州。墓在河南郟縣。

關漢卿

關漢卿，號已齋、已齋叟，解州（今山西運城）人，其籍貫還有大都（今北京市）人，祁州（今河北安國）人等說法，為「元曲四大家」之首。生平事跡不詳，根據《錄鬼簿》、《青樓集》、《南村輟耕錄》一些零碎的資料來看，他是金末元初人，活躍於約1210年至約1300年（元成宗大德）間。

關漢卿可能是太醫院的一個醫生，另有一說是先祖或父兄為太醫院醫生，故關漢卿為醫戶，而不為醫生。主要在大都（今北京）附近活動，也曾到過汴梁、臨安（今杭州）等地。以雜劇的成就最大，一生寫了60多種，今存18種，最著名的有《竇娥冤》；關漢卿也寫了不少歷史劇，如：《單刀會》、《單鞭奪槊》、《西蜀夢》等；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數10多首。

關漢卿塑造的「我是箇蒸不爛、煮不熟、搥不扁、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不伏老〉）的形象也廣為人稱，被譽「曲家聖人」。《析津志輯佚·名宦》曰：「關一齋，字漢卿，燕人。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是時文翰晦盲，不能獨振，淹於辭章者久矣。」

關漢卿雜劇題材和形式都廣泛而多樣化，有悲劇，有喜劇，有壯烈的英雄，有戀愛故事，有家庭婦女問題，有官場公案。雜劇題材大多反映現實，生活面非常廣闊，真實具體，揭示了社會各方面的矛盾，對不幸者寄多深厚同情，高度結合思想性與藝術性。

關漢卿的雜劇內容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瀰漫著昂揚的戰鬥精神，關漢卿生活的時代，政治黑暗腐敗，社會動盪不安，他的劇作深刻地再現了社會現實，充滿著濃郁的時代氣息。既有對官場黑暗的無情揭露，又熱情謳歌了人民的反抗鬥爭。慨慷悲歌，樂觀奮爭，構成關漢卿劇作的基調。

關漢卿散曲寫男女戀情的作品最多，對婦女心理的刻劃細緻入微，寫離愁別恨則真切動人。關漢卿散曲風格豪放，曲詞潑辣風趣；語言通俗而口語化，生動自然，很能表現曲的本色。他喜用白描手法，善於寫景，所用比喻，形象生動。

王維

王維（701年－761年，一說699年—761年），字摩詰，漢族，河東蒲州（今山西運城）人，祖籍山西祁縣，盛唐山水田園派詩人、畫家，有“詩佛”之稱。蘇軾評價其：“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開元九年（721年）中進士，任太樂丞。今存詩400餘首，重要詩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維受母親影響精通佛學，受禪宗影響很大。佛教有一部《維摩詰經》，是王維名和字的由來。王維詩書畫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藝，音樂也很精通。與孟浩然合稱“王孟”。

王維青年時期有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政治抱負，寫成「隴西行」等一類關於邊塞、游俠的詩篇，運用歌行的體裁，描寫各方面的題材，具有岑參、高適那種雄渾的氣派。

王維後期歌詠山水的作品，真正代表其詩歌藝術。作品以五言為主如《鳥鳴澗》，描寫退隱生活、田園山水，追求清靜閑適的精神生活，風格恬靜清樸。

王維作品佛道和退隱思想濃厚，政治上的挫折，妻子的去世等，給他造成心靈上的創傷，佛教思想的介入，成為他晚期避世的主導思想。

歐陽修

歐陽修，又作歐陽脩（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累贈太師 、楚國公。 與韓愈 、 柳宗元 、 蘇軾 、 蘇洵 、 蘇轍 、 王安石 、 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 ，並與韓愈 、 柳宗元 、 蘇軾被後人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北宋時期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他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曾積極參與范仲淹所領導的慶曆新政政治改革。

文學方面，歐陽脩成就斐然，是唐代韓愈、柳宗元所倡導之古文運動的繼承者及推動者，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 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 ，繼承並發展了韓癒的古文理論。

其散文風格平易自然，韻味深美，詩歌風格平易清新，為宋詩奠下基礎，其辭賦創立文賦的新體裁，使中國辭賦有柳暗花明的新發展， 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

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 他曾主修《 新唐書 》，並獨撰《 新五代史 》。 有《歐陽文忠集》傳世。經學上開創宋人直接解經、不依註疏的新風氣，易學上打破易傳的權威地位，在中國金石學、詩話及花譜撰作三方面，都是開山始祖。政治上文化上，皆屬當世最高領袖之一，在文學、史學、經學，俱有劃時代的成就。

白樸

白樸（1226—約1306） 原名恆，字仁甫，後改名樸，字太素，號蘭谷。漢族，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後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縣），晚歲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終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學家、曲作家、雜劇家，與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合稱爲元曲四大家。代表作主要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牆頭馬上》、《董月英花月東牆記》等。白樸的詞流傳至今一百餘首，大多以詠物與應酬為主；其作品歌詞典雅，屬於文采派

出身金朝的官僚家庭，父親白華任金朝樞密院判官，是著名文士。白樸處於動盪的年代，金哀宗開興元年（1232年），蒙古軍攻南京（今開封），白華隨哀宗奔歸德，白樸則與母留南京，次年崔立叛降，南京失陷，史稱壬辰之難。崔立擄王公大臣妻女送往蒙古軍中，白樸的母親也在內。此事給予白樸不小的打擊，導致他自此不食葷血。當時白樸年甫七歲，由父親好友元好問收養，渡河至山東聊城，又遷居山西忻州，一路上元好問視如已出。後北歸隨父移居真定（今正定）。終身未仕，至元十七年（1280年）移居建康(南京)，作為在野的一代名士，專注於詩酒和雜劇創作。元好問讚賞他「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 白樸死後，因子而貴顯，朝廷贈他「嘉議大夫、太常卿、儀院太卿」等官銜。此等待遇在元曲作家中是相當罕見的。

散曲儒雅端莊，與關漢卿同為由金入元的大戲曲家。在其作品中，著名的雜劇《梧桐雨》，內容講述幽州節度使安祿山與楊貴妃私通，出任范陽節度使，與楊國忠不和，於是安祿山造反，明皇倉皇幸蜀。至馬嵬驛時，大軍不前，陳玄禮請誅楊國忠兄妹。明皇只得命貴妃自縊於佛堂中。李隆基返長安後，一日夢中相見貴妃，後為梧桐雨聲驚醒，追憶往事，不勝惆悵之至。此劇在歷代評價甚高，清人李調元《雨村曲話》說:「元人詠馬嵬事無慮數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劇為最」。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說：「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為元曲冠冕。」另有一部作品《牆頭馬上》全名《裴少俊牆頭馬上》，是白樸最出色的作品，與五大傳奇之一的《拜月亭》、王實甫的《西廂記》、鄭光祖的《倩女離魂》合稱為「元代四大愛情劇」。故事寫唐代尚書裴行儉之子裴少俊奉父命由長安去洛陽買花，途中和李世傑女李千金隔牆以詩贈答。當晚私約後園，二人私奔到長安定居，育有一子一女。後為少俊父親發現，強令少俊休妻回家。李千金回到洛陽，父母已亡故。少俊中進士後，正式與李千金完婚。

朱權《太和正音譜》對白樸的評價是：「白仁甫之詞，如鵬摶九霄。風骨磊塊，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

柳宗元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稱“ 柳河東 ”、 “河東先生”。參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永州司馬。為當道者嫉恨，除短暫奉召入京外，終生未再北還。因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寓情山水而不忘國政，特別因首創「寓言」體，留下「黔之驢」「臨江之麋」「捕蛇者說」等小品而別具一格。其文經後人輯為三十卷，名為《柳河東集》。因其出於河東柳氏，人稱柳河東，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上，復號柳柳州。與韓愈同為中唐古文運動的領袖人物，並稱「韓柳」。韓文古，柳文秀。 其文的成就大於詩。 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 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託，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 溪居 》、《 江雪 》、《 漁翁 》。

貞元、元和年間，柳宗元開始寫作散文，他的理論主張和韓愈不盡相同，但反六朝駢文與復古的觀點卻一致。柳宗元所謂的「道」，比韓愈更廣泛。他的散文創作成績優美，是韓愈古文運動有力的支持者。

柳宗元散文作品數量多，體裁多樣化，論說文剖析精闢，思理精密，詞句嚴謹；寓言小品短小精煉，形象生動，深藏諷喻，寄意深遠。

柳宗元山水遊記簡潔秀美，情景交融，體物入微，能把握自然景物本身的特徵，善用比喻，形象生動，雄深雅健，簡明峻潔，記旨深遠，往往寄寓作者幽憤之情。為山水遊記之宗，如《永州八記》 。

柳宗元擅寫政論（如：《封建論》）、傳記，如《捕蛇者說》 、山水遊記，其中山水遊記最為出色，也善寫寓言，如《三戒》 (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驢)、《羆說》、《蝜蝂傳》。

詩歌方面，著名的有《江雪》等。

蘇洵

蘇洵，字明允，因為家有老人泉，梅堯臣為之作詩，故自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為大器晚成北宋有名的散文家。他才氣縱橫，文辭峻拔，與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列入「唐宋八大古文家」。少年時不好學習，27 歲始發奮讀書，進士不中後閉門苦讀，遂通六經、百家之言，下筆千言，頃刻即成。嘉祐元年帶領蘇軾、蘇轍到汴京，謁翰林學士歐陽脩，之後受到歐陽脩賞識，向 朝廷舉薦，公卿大夫一時爭相傳誦，學者們競效蘇洵的文章，自此文名大盛。然而當政者對蘇洵更新朝政的主張並無興趣，因此在京城雖然享有盛名，但是求官之途卻不如意。他的文章以政論文成就最高，代表作有＜衡論＞、＜辨奸論＞、＜權書＞等。著《嘉祐集》15 卷。曾任校書郎、主簿等微官，追贈為光祿寺丞。

蘇氏三父子又被稱為「三蘇」，指的是蘇洵及其兩個兒子蘇軾和蘇轍。蘇氏三父子是四川眉山人，在「唐宋八大家」中他們一家人就佔了三位，絕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美談。

老子蘇洵雖然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但是一生卻和科舉無緣。父子一同赴京趕考，兩個兒子一考即中，蘇洵仍然是名落孫山。蘇洵的成名不得不提及歐陽修，蘇洵曾將自己所寫的部分文章給歐陽修看，歐陽修看後非常欣賞，並且將他的文章推薦給朝中大臣，一時間蘇洵名噪京城。蘇洵擅長寫散文，擅長論政治、博辯宏偉、鋪陳排比、善用妙喻。雖然蘇洵才華出眾，但是終究因為一身傲骨得罪了不少人，所以他一生的成就在文學上而不在仕途上。

兒子蘇軾的性格不像蘇洵給他的名字那般沉穩，蘇軾的性格和蘇洵很像，雖然才華橫溢但是鋒芒太露，一生仕途坎坷，宦海沉浮，經歷了大起大落。但是文學藝術上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最大的成就便是詞和詩。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做了歷史性的貢獻，他打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以詩為詞」打破了音樂對詞的束縛，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並稱為「蘇辛」。蘇軾一生作詩二千七百餘首，他的詩作題材廣泛、形式多樣、意蘊深厚，同時避免了宋詩佶屈聱牙、生硬堅澀的毛病。

蘇轍的性格有別於父親和哥哥，他性格沉穩，所以與蘇軾相比，蘇轍仕途還算順暢。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不及蘇軾，他以儒學為主，汪洋澹泊文風中蘊含着秀傑深醇之氣，擅長政論和史論，政論縱談天下大事、史論針砭時弊。他寫賦方面也頗有成就，在詩作上力圖追上蘇軾，但是不論是才思還是意境上都略遜一籌。

今天位於四川省眉山市的三蘇祠是蘇軾三父子的故居，原來的三蘇祠在明末被毀，清代在原址上重建，成為三蘇的紀念地。三蘇祠內除了各名人大家的題詞，還收藏了大量有關蘇軾三父子的文獻資料和文物。

蘇轍

蘇轍（1039~1112），享年74歲，字子由，號潁濱遺老，蘇軾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其為人沉靜簡潔，鮮言寡欲，性孝友。“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宋史蘇轍傳》）。

蘇轍19歲與兄軾同登進士第，次年同試製策。蘇轍染疾，宰相韓琦惜其才，疏奏仁宗皇帝將制科考試推遲二十日，讓蘇轍也能趕上。轍不負厚望，對策極言得失，並敢於批評仁宗皇帝倦于政事，貪於女色，深受仁宗褒獎，直言而入四等。宋仁宗稱蘇軾兄弟二人具有宰相之才。

由於應制科考試時極言朝政得失，神宗時又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仕途坎坷，從二十三歲至四十八歲一直沉淪下僚。他初為商州、大名推官，後為翰林學士、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其中元豐二年(1079)，其兄蘇軾以烏臺詩罪被捕入獄。他上書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不准，牽連被貶為監筠州鹽酒稅。

宦海浮沉的蘇轍，於宋徽宗即位後為大中大夫致仕，在潁川定居，過著田園隱逸生活，築室曰“遺老齋”，自號“潁濱遺老”，以讀書著述、默坐參禪為事。不與人相見近十年。逝世後與其兄同葬一地，追復端明殿學士，並追諡為“文定公”。

蘇轍文章以策論見長，在北宋也自成一家，他在散文上的成就，誠如其兄蘇軾所言，達到了「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蘇轍長於各體散文，《宋史蘇轍傳》稱其“為文汪洋淡泊，似其為人，不顧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臨川鹽阜嶺（今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由於被封為荊國公，後人常稱他為「王荊公」。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實官至司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鎮南軍節度使。他去世後被追贈為太傅，諡曰文，享年66歲。

王安石文思敏捷，被後世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除在文學的造詣，王安石對傳統的經學也有研究，創立了在當時具有卓越影響力的學派——荊公新學，他的思想對宋明之季的經學學習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當時也獲得了很多關注。儘管王安石主要修習儒家學說，他秉持實務的主義，從周禮、荀子、韓非子和商鞅等其他經籍、論著中吸取經驗，後世學界多因此結合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而認為王安石傳承於法家。除此之外，王安石對道教、佛教也有了解，並留有多篇著述。歐陽修曾作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稱讚王安石。

王安石既在文學方面獲得了全世界的認知，也在政治一途有所建樹，對宋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慶曆二年考中進士，先後於江蘇、浙江、安徽、河南等地為官，這二十年中他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生活，對社會上的各種問題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直至熙寧年間擔任宰相後發動改革，史稱「熙寧變法」或「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變法改革。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根植於不盲從一定的權威、不信奉一成不變的教條，進行改革時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以及正確的技術與計算。希望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熙寧變法引起了朝廷內部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史稱「新舊黨爭」，最終在各種原因的阻隔下王安石所實施的變法基本失敗。此次變法在歷史上多被評價為立意良善但王安石本人能力不足而失敗，宋史學家漆俠提出變法無論其成功或失敗的地方都值得垂鑒後世。

王安石的詩在宋朝別為一體，被稱為王荊公體。據胡應麟《詩藪》：「六一雖洗削西崑，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始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王安石的詩在北宋詩壇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歐陽修、梅堯臣並奠定了宋詩的基調，使得他好議論，好用典，好矜奇的特質，成為宋詩的特質。另外，王安石更大力提倡集句詩，並且自己以及引領同時代及之後的詩人都進行了相關的創作。

王安石的詩以五十六歲為界限，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的詩注重反映社會現實，詠史也寫得非常出色。王安石的詠史詩繼承了左思，杜甫的傳統，和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詠史詩比起來比較干硬，但一些詠史詩卻有些故意別出己見。王安石在罷相退隱之後所作的詩句是他所寫詩的頂峰，受到了後世極高的評價，他的詩甚至自成一體，為「荊公體」。多數認為這是由於王安石退出了政壇，其詩去除了政治因素而導致的。王安石早年的詩渾厚雄大，在退隱後則主要以含蓄深沉，意境空靈，清新脫俗的絕句為主。從詩藝與詩境兩方面看，王安石的「半山體」工巧而有味的審美旨趣，是因姚合等人為代表的「晚唐體」所影響並形成的。其中楊萬里認為的五七絕句非常少，又非常難寫，而晚唐諸公與王荊公卻最精於此，側面說明了王安石的極高造詣。晚年王安石的文學觀相比早年更包容並濟，針對典故的運用更為精妙圓融，例如他的《書湖陰先生壁》「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一句中儘管利用了漢書的典故，對典故不熟悉的讀者依舊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曾鞏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 ）人，後居臨川 ，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理宗時追謚「文定」。

宋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二十五生於江西南豐一個官宦人家，十二歲作《六論》一篇，為當時所推祟。十六歲即篤志為古文。 十八歲隨父曾易占遷移至玉山縣（在江西境內），周遊當地，寫成了《遊信州玉山小岩記》，內容主要是記述玉山縣的地貌，包括溶洞、岩石等等。二十歲時再歷遊全國，得歐陽修的賞識，成為歐陽修的學生，並稱「歐曾」。 進士考試時，梅聖俞為考官，發現了蘇軾寫的「刑賞忠厚之至論」，驚為天人，並推薦蘇軾的試卷給輔助主考官歐陽修批閱。歐陽修頗驚其才，但是試卷糊名，歐陽修認為很有可能是弟子曾鞏所寫（實際為蘇軾所寫），於是將此卷取為第二，將原本第二名的卷子取為第一。歐陽修對梅堯臣說：「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但卻事有碰巧，歐陽修為了避嫌，取為第一的卷子，恰好是曾鞏所寫。王安石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中進士後，歷任太平州司法參軍、館閣校勘、越州通判，濟州、福州知州。後受宋神宗邀請，到京師擔任中書舍人，進行編修史書工作。曾鞏參與了整理並校勘《梁書》、《陳書》、《南齊書》、《列女傳》、《戰國策》、《說苑》等書，寫有「敘錄」。著有《元豐類稿》、《續元豐類稿》、《外集》等。代表作為《墨池記》。其文風細，筆墨犀利。

曾鞏的文體風格為「古雅平正」，擅長引經據典；結構則平易理醇，章法開闔、承轉、起伏、迴環都有一定約束法度、嚴密、規矩。正因為其文章易於模仿和學習，他成為了唐宋文派和桐城派學習的首要對象。

彭淵材說道：「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自此說一起，曾鞏「不能詩」即盛傳於世，他自己的學生秦觀也認為他不會作詩，另一個學生陳師道也說他「短於韻語」。這場筆墨官司一直延續至清朝。元初劉壎亦為曾鞏的詩辯護說：「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

馬致遠

馬致遠（1250年－1321年），字千里，號東籬。中國元代初期雜劇作家，人稱「曲狀元」、「馬神仙」，大都人。與關漢卿，白樸，鄭光祖並稱元曲四大家。他大約是生於宋理宗寶祐四年（1255年），卒年約在元英宗至治元年以後，享年七十歲左右。晚號「東籬」，以示陶淵明歸隱田園之志。

馬致遠有「姓名香貫滿梨園」之盛譽，劇中曲子在藝術上有非常高的成就，作曲作白，喜歡引書用典，部份作品精神脫離現實，宣揚宗教迷信思想，流露出讀書人的失意與憤慨。

馬致遠的散曲，據任訥所輯《東籬樂府》一卷，收入《散曲叢刊》中，有小令一百零四首，套數十七套，與殘套五套。隋樹森的《全元散曲》則收錄了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套數十六，殘套七。而一九八○年，遼寧省圖書館明殘鈔本（存六卷）《陽春白雪》，其中新發現馬致遠三組套曲，又補全三個殘套，故雲馬致遠目前共有散曲一百三十多首。作品之多，在元前期的散曲作家中，僅有盧摯與張養浩可與之相頡頏。

至於馬致遠的散曲作品，一向有相當高的評價，雖因雜劇而躋身於元曲四大家之列，然其散曲較之於雜劇，卻是一點也不遜色。邵曾祺在《元雜劇六大家略評》中言：「馬致遠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但他的名譽大半建立在散曲上面。」就可看出他以為散曲才真正能代表馬致遠在曲壇上的崇高地位。而任訥在《曲諧》中云：「雜劇推元四家，余謂散曲必獨推東籬，小山雖亦散曲專家，終是別調耳。餘人則非專家。」亦對馬致遠的散曲賦予甚高的評價。

馬致遠的散曲風格以豪放為主，不過因為作品豐富，描寫題材廣闊，並輔以他傑出的文思才華，所以有多方面的表現與特色。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對馬致遠有一段頗為中肯的評論，茲錄於下：「馬致遠在曲壇的價值，是在他擴大曲的範圍，提高曲的意境。以他那種特出的才情，瀟灑的氣概，表現於曲中者，真是渾灑自如，機趣絕妙。他的長處是能適應各種題材的特性，而表現各種不同的風格。他的作品雖多豪放之作，但也有極閒適恬靜的，也有極清麗細密的，因了他複雜的風格，更足表示他在曲壇的廣大。他在元代散曲的地位，正如李白之於唐詩，蘇軾之於宋詞，都是代表那一個時代的浪漫派大詩人。」今將其散曲分為寫景、嘆世、詠史、言情等四類

鄭光祖

鄭光祖（約1260-約1320年），字德輝，平陽襄陵（今山西襄汾縣）人。元代著名的雜劇家和散曲家，與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齊名，後人並稱「元曲四大家」。生平甚無記載，只知他「為人方直，不忘與人交，故諸公多鄙之；久則見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伶人稱他為「先生」，死後由伶人火葬於杭州靈隱寺。

有關鄭光祖的生平事跡沒有留下多少記載，從鍾嗣成《錄鬼簿》略為可知，他早年習儒為業，後來補任杭州路為吏。他為人方直，不善與官場人物交往，那些官場諸公很瞧不起他。因此，他的官場生活的艱難。然而，杭州的美麗風景和伶人歌女觸發他創作的感情，使得頗具文學才情的他，開始了創作雜劇之路。他的劇目主要有兩個主題，一個是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另一個則是歷史題材故事。他不像關漢卿勇於面對現實，揭露黑暗，他的劇目離現實較遠。他寫劇本不看政治的需要，而是大多基於點藝術的考量。

在愛情故事的劇本中，以《倩女離魂》為他的代表作。劇本以唐朝陳玄佑的《離魂記》小說為素材，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對愛情忠貞不渝，感情真摯熱烈的少女形象，堪與《西廂記》相媲美。也正由於此，使鄭光祖“名香天下，聲振閨閣”。鄭光祖的歷史劇，雖略遜愛情劇一籌，但是，在描寫人物內心活動方面，鄭光祖還是獨具一格。如《王榮登樓》一劇，詞曲工麗，對人物心境的描寫頗具匠心。

明人何良俊於《曲論》一書中對鄭光祖元曲評價甚高，認為其當在關漢 卿、馬致遠、白樸之上，他說；“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為妙絕。豈作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劉大杰也表示，鄭光祖的曲詞，“表現出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憤慨，情感的真摯，意象的高遠，語言的俊朗，能與人物當時的心境相映襯。” 此外，鄭光祖還寫過一些曲詞，其中有小令六首，套數二曲。這些散曲的內容，包括對歌頌陶淵明，即景抒懷，對思念故鄉，以及描繪江南荷塘山色的美麗。無論寫景或是抒情，都是清新流暢，對於文學藝術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價值。鄭光祖一生將其天賦貢獻於雜劇創作，在當時的藝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伶人都尊稱他為鄭老先生。

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中國唐朝詩人，自言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先世西涼武昭王李嵩之後，與李唐皇室同宗。幼時內遷，寄籍劍南道綿州（今四川省江油昌隆縣）。另郭沫若考證李白出生於吉爾吉斯碎葉河上的碎葉城，屬唐安西都護府（今楚河州托克馬克市）。有「詩仙」、「詩俠」、「酒仙」、「謫仙人」等稱呼，活躍於盛唐[3]，為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與杜甫合稱「李杜」。被賀知章驚呼為「天上謫仙」。唐文宗御封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張旭的草書稱為「三絕」。李白的詩歌在唐朝已被選進殷璠編選的《河嶽英靈集》、於敦煌石室發現的《唐寫本唐人選唐詩》、韋莊編選的《又玄集》和韋縠編選的《才調集》。其作品想像奇特豐富，風格雄奇浪漫，意境獨特，清新俊逸；善於利用誇飾與譬喻等手法、自然優美的詞句，表現出奔放的情感。詩句行雲流水，渾然天成。李白詩篇傳誦千年，眾多詩句已成經典，清趙翼稱：「李杜詩篇萬口傳」（例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等，更被譜入曲）。李白在詩歌的藝術成就被認為是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巔峰。詩作在全唐詩收錄於卷161至卷185。有《李太白集》傳世。

李白詩風浪漫，包羅萬象，善於利用誇飾與譬喻等手法、自然優美的詞句，表現出奔放的情感。繼承陳子昂提倡的詩歌革命，反對南齊、蕭梁以來的形式主義，把南朝以來柔弱華靡的文風，一掃而空。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唐詩都得到創造性發展。 李白在詩歌的藝術成就被認為是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巔峰。

李白詩富個性，有強烈的主觀抒情色彩，內容表現出蔑視庸俗，反抗和不媚權貴的叛逆精神，歌頌遊俠和仙道，被譽為「詩俠」、「詩仙」，後世亦以詩仙李白稱之。 李白詩想像豐富，結構奇特，極度誇張，比喻生動，並運用大量神話傳說。

李白詩歌唱雄偉壯麗的自然，善於描寫和歌詠山河，氣勢豪邁而奔放，不屑於細微的雕琢與對偶的安排，而用大刀闊斧、變幻莫測的手法與線條，塗寫心目中的印象和感情，創造藝術的鮮明形象，雄放無比的風格。

李白擅用樂府民歌的語言，很少雕飾，自然率真。樂府精神和民歌語言的運用，達到了極其成熟和解放的階段。

杜甫曾經這樣評價過李白的文章：「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